县城里藏着另一个中国

生活腔调 2年前 (2022) 虚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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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九边 (ID:ertoumu893),作者:九边,头图来源:视觉中国

在互联网上县城的形象有个特点就是“土”,很多时候代表了管理水平低。如果在网上查“全国最大的县城”,你会发现很多省会城市都神奇地名列其中,比如武汉、长沙、石家庄、济南、合肥,还有天津……

最离谱的居然有西安和南京这两个古城,我只能猜测是本地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更高的期望吧。

那在县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?

县城里的人,其实也分好几大类,这也是为何网上对县城的描述如此不同。

最标准的就是普通的原生居民家庭,这些家庭大多至少两代人都在县城居住。几十年下来认识的人非常多,长辈大多有稳定而又中等的收入。住房不是以前单位分的就是自建的。这些年可能搬入了商品房,比较难以理解的是,大部分县城的房子没有房产证,可是照样可以交易。

对于这些家庭有一个描述就是“三十岁就可以看完一辈子”。这些人并不对自己有太大的想法了。最多考虑的都是子女,这些父母大多没有受过很高教育也没有很大见识,对于孩子接触的新东西一般也不理解。

操心的就是升学就业结婚这三样。心目中如果孩子考上重点大学,毕业之后留在大城市自然最好。自己想办法砸锅卖铁给孩子凑首付。

如果不行就回老家考个公务员,那就可以算是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了。考不了的就自己想尽办法给孩子弄个“正经”工作吃财政饭,然后赶快结婚生孩子自己帮着带。

比标准家庭低一些的,就是那种从乡镇或者村里来到县城的家庭。这种家庭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在县城定居,有的是父母出钱为孩子在县城买房。

这种家庭在县城中就比较边缘化,因为社会关系大多不在县城里。而县城的“关系”氛围又非常浓,外来者融入并不容易。长辈操心的事情大多也是孩子的上升,如果不能通过考试进入重点大学,回到老家考公也是最优解。

在县城里,这种外来家庭吃上“公家饭”是最快融入当地、提高地位的方式了。这种家庭在县城的生活就比较一般,很多人对于县城的负面印象大多源自于此。

县城另一个饱受吐槽的,是它的房价,这些年来伴随着大城市房价大涨,县城的房价也是水涨船高。很多经济比较不错的县城,房价可能和所在市的房价差别不大。

这就造成了很大一个问题,如果是乡镇或者农村家庭,在县城或地级市甚至省会差一些的地段,购房成本的差距没有太大差别。

去年抖音上有个小伙伴说他原本打算回县城。结果回去一看吓一跳,差不多的新房,他老家县城8000,所属市里不过一万。他们的省会属于弱二线,房价好的房子两万三万,但是一万多在偏一点地段也能买到。

而且省会的工作机会比起县城多不少,他父母亲戚都是镇上的,去县城还是省会没有多大差别。这样一来选择就很明确了,于是他在省会买了个比较偏的次新二手,打算骑驴找马以后置换。

按他说的“傻子才在那个破县城八千多买房子”。其实本来县城房子并不贵,但2016年前后他们县城搞新城大拆建,现金补偿使得很多人拿到大量现金。拿到钱的人也多选择置换新房,结果造成了一轮房价暴涨。

比标准家庭高的家庭,大多是较富裕的生意人和有一定职务的公务员家庭。这些人属于县城的精英家庭,不但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,而且拥有覆盖全县的社交圈子。这种家庭的生活就比较好了,基本可以用爽地飞起来形容。很多人回到县城,发现生活简单又美好,大多也是因为家庭条件在当地就属于比较优越的。

精英家庭一般都会追求孩子获得更好的生活,如果在大城市会尽量买房。要是回到县城,努力为孩子通过关系,弄到有编制的工作是第一选择。也就是考公务员,并为孩子在后续发展中提供全力支持。

这种家庭,才有所谓“县城只要大城市一半的收入就可以买买买”“小镇青年更愿意消费”这些说法。

在2010年,北大博士冯红旗以在河南中部地区挂职的机会,写了博士论文,也就是著名的《中县干部》。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了长时间的热议。其中重点讨论的就是干部通过各种方式,实现“世袭”的情况。

在县城这种环境里,中县的情况很常见,县城因为缺乏活力和流动,各种职业的“世袭”非常普遍。很多店铺生意都是两代甚至几代人做,几十年连地方都没动过。而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工作,依靠上一代的关系和运作,起步就可以比没有背景的快。等到十几二十年后,有背景的职务也自然要高。

如果比精英家庭更好的条件,就是当地大企业的老板和领导班子成员了。这种家庭子女大多不会留在县城里,出国或者在一线城市才是他们的选择。

如果说有哪伙人最爱公务员,那无疑是县城人。

在县城上班和大城市有个很大区别,就是相对可以选择的不多。只有不多种类的工作,以至于在县城,很多人眼中只有两种工作:吃财政饭的和打工的。

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情况,就是之所以县城热衷考公,一大原因是县城中吃财政饭的人比例比较高。

我国现在的是“层层复制”,也就是说,中央的主要架构是:党委,政府,人大,政协等四套班子,省、市、县三级都完全复制,再往下就不复制了,如果继续复制,官僚体系会大到爆。而且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,都向下复制,比如中央有财政部,省政府有财政厅,市县政府有财政局。

所以县城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,公务员数量非常多。而这里又是附近地区的资源集中区,医疗教育资源集中,医生老师这种事业编制也比较多。

所以在县城里,“吃公家饭”的人很多。一般一个数十万人的县,有编制的公务人员有两千人左右,其实这点人只是正规公务员人数。要加上参公人员和医院学校这种事业编的,可能就要超过6000。再加上数目不等的退休人员,工勤这种临时性人员。一个县财政养活的人数,很容易超过一万。

在这之外,银行、信用社、移动联通这类国有大企业,员工也被县城的人认为是有“正经”工作。

一万多人,相对于一个十几二十万人的县城,比例就不低了的。

甚至个别地方高到离谱,比如曾经引起热议的佛坪县。县城常住八千人,两千多是在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上班或者退休的。

当然这么多人也不都在县城,下面乡镇也有人吃财政饭。但是一般县城距离下面乡镇是很近的,这些人大多都在县城安家。加上县城人和人的距离更近,所以县城几乎每个人都有吃财政饭的亲戚朋友。

有接触才有比较,不论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,工作环境和待遇比起县城大多数工作还是要优越的。这是县城追求考编的基础。

这也形成了中国绝大部分县城的一个特色,可能整个县里完全没有任何产业,只是通过财政给公务员花钱,公务员平时去吃饭消费,拉动了整个县城的经济。整个县城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,都围绕“财政”展开。

接着说说县城的工作收入。

这个各地的区别还是很大的,不过比大城市肯定是要低的。但是也不能简单地一对一比较,就是相同工作才有可比性。

大城市很多收入很高的工作,在县城是根本不存在的。所以很多人说老家的人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啥工作,却收入很高,觉得应该不是啥正经事,而且大概率不会持久,劝你尽快回来考个编制。

总的来说,普通县城里多数人的平均收入在两三千之间。少量工作有收入高的,不过比例很少,不算在内。

而且县城的企业,很多都不太规范,各种金险的缴纳不规范。或者只交一两种或者缴纳基数按照最低标准来,甚至很多干脆就“折现”了。

这方面一比,吃财政饭的优势就更加显出来了。因为这些人的收入是按照级别定的,全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没有那么大。再加上吃财政饭,各种金险一般都是会交齐的,缴纳的比例还很高。

所以即使从经济角度看,考公在县城都是一个划算的事情。一般的县城,财政饭的收入比平均收入还是要高的。即使拿到的工资和吃财政饭的人一样多,甚至更多一些。如果把缴纳的金险算上,他实际上你的收入比他还是要少的。

至于有人说公务员升迁难,这个倒是确实,而且现在大家并不避讳“政治资源”一说,也就是说,咱俩都在一个单位干活,你有资源很快升上去了,大家也没啥说的,毕竟出了大学一两年就接受现实了。

整体而言,只要能力运气情商都正常在线,不捅娄子也不天降猛男,一般在这条路上最后都差不多。干二十年大多能熬到弄个科级(县城对科级干部喜欢提一级叫处长)。虽说很多只是待遇,没有实际权力,但是已经在县城的圈子里够用了,县城流动低,20年下来基本没有不认识的人,有点小事都多少帮得上一点忙了。

而医生教师之类也是这样,积累年资和经验做到主任医师和高级教师都不难。

有人说县城里的人对吃财政的人尊重,这更是合理。

面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,以后的处长或主任医生,当然非常值得尊重。相比起来,一个过年才从大城市回来住几天,所谓“月入XX万”的白领,在县城里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,因为他们觉得你那玩意不一定能持久,短时间赚得多有啥用?

再说了,讨好本地公务员和医生,说不定明天办事就能用得上了,你挣钱又不给他花,他干嘛重视你?

如果你像东哥回老家那样,成箱子给乡亲分钱,别说什么主任,就是亲爹也扔一边去了,大家肯定来巴结你。

这里要说说县城的消费。一句话就是中国物流如此发达,全国东西价格都差不多的。

现在大宗商品是全国甚至全球统一价格了。县城需要的大量物资也多是外地运来的,所以东西价格和大城市基本没有大的差别。

县城相对低的是人工费和商铺租金,如果某样消费中这两样占大头,或者当地时令产品,这些相对性价比就会更高一些。最明显的就是饮食类了,很多美食up主拍摄县城的食物,尝味道之前很多都感叹分量真足啊。弹幕也一波表示“馋哭了,这在XX至少XX起步”。

而产品如果是从外地来的,很多时候因为物流和转手,甚至还要更贵一些。

很多人说县城大多都相对封闭保守。这是真的,人口流动性比较小,老人比例相对大,传统产业的人多,体制内的人多。人们的接触面小,很多时候大城市的流行,在县城却无法流行起来。这也是人的意识一旦形成,想改变一下是非常难的。

所以县城里面娱乐大多比较传统,如果要去KTV唱歌找人很容易,如果打麻将打牌都不用找,喝酒更是能把你喝吐了。但是要是玩剧本杀的,那真的是为难当地人了。

相对缺乏流动,使得县城显得没有什么活力。从正面可以说是“恬静”,从反面可以说是“死寂”。

这里要说说县城的几个经常被诟病的地方。

比如说县城是人情社会,对于在大城市的社恐人,非常的不适应,节后返城对各种亲戚的吐槽是保留节目。

比如县城里办事都喜欢找人,即使正常程序完全不会遇到问题的事情,也要找人。比如县城的人对“干部”有宗教式的向往,酒局作为县城的交际场,坐上手的一定是有职务的。如果有上级政府部门来的,本地干部即使职务等级相同也要坐下手。比如县城里的人都喜欢议论别人,一件事情很容易几天内就被所有人知道。

这一切的原因,一个是因为县城作为一个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区域。很多事情并不能按照城市里那样一板一眼,实际要被传统乡土社会的习俗约束。但是传统习俗又不再能公开使用,很多就变成了潜规则。

潜规则的存在基础就是共识,很多时候要多数人认同方可。如果出现强硬不认可的人,潜规则要依靠多数人施压。

比如两个人打架伤了人,按照城市里说法“打输住院,打赢坐牢”。但是县城里面很多不是这样,只要没有打到刑事案的地步,就有转圜的余地。打人的家里亲友会被发动,通过各种渠道找被打的人亲友,想方设法让对方不主动追究,好把事情“平”下来。

其间各种拉锯博弈,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两家都认可的“有面子”的人从中说和。

打人的目的就是避免法律处理,被打者目的就是要精神物质两方面补偿。一般以打人方掏钱+登门道歉认错+各种保证为主,其间双方都要有人作为见证。事后也要散布出去,以此维护被打者的“面子”。

比如县城里面要拆迁遇到钉子户,如果按照法律,直接推土车推平,实际上哪里敢这么做?在县城里,首要是把钉子户情况统计出来,然后分别处理,其中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包干:发动钉子户亲友劝说,一家一家搞定。

曾经有个县城拆迁,一共冒出22个钉子户。书记认定了22个县里干部,每个人都和钉子户是三代之内的亲戚。你劝不通就不许来上班,工资奖金都给你停掉。以至于县税务局副局长抱着铺盖,搬到当了钉子户的小舅子家住,足足赖了五天,最后终于“做通了工作”。

县城里面,事件的处理,只要不是严重违法。很多都有潜规则的影子。所以人们对于事情,找人成了一种本能,不论什么都喜欢找人,动用潜规则试一下。

这样一套体系的运行,需要整个县城是个人情社会,任何两个人都要尽量容易地联系在一起。并且联系的要足够紧密,也就是人情网要够密够紧,遇到事情才能“兜”的住。所以县城里面热衷交际,热衷联系,这样自己才能和整个网紧密联系,如果遇到事情别人才帮你,潜规则才能对你开放。

《教父》开头的经典场面,殡仪馆老板来找老教父“主持公道”。老教父说你自从生意好了就不再和我来往,现在有事来找我,还和我提钱?要掏钱雇我帮你?

县城里很多人和事也是如此,对某个人的一种极低评价就是“平时不处人,有事找人帮忙,就大桌小桌摆出来了,结果一个来吃的都没有。”

而对干部的尊重也源于此,潜规则的运行,除了多数人认同,很重要的是发生事情,必须要有足够“面子”的人从中说和。首先这个人要有值得大家认可的身份,然后做事要公道,最好还要会说话能讲出道理让大家信服。

在县城的环境里面,最合适的自然是有干部身份的人了。特别是本地出身大家都认识,长期在当地担任一定职务(并不需要很高),说话做事有水平的人。

我在前面说了,县城里面吃公家饭的比例高,干部也多,比起有钱人,大家都比较认可这些人。干部工作稳定、收入比较高、受大家尊重,手里又有权力可以帮人,这使得县城里面对于“吃公家饭”如此向往。

有小伙伴可能会问,县城里有哪些发财机会。

其实在县城怎么成为富翁和大城市差不多,多数都是依靠运气、胆量、谋划实现的。

大城市有的东西,如果有利润,很快在县城里就会出现。如果你发现某个东西在老家县城没有出现,第一反应千万不要是要去填补“下层市场空白”,因为很可能是这东西不适合当地情况,特别是可能因为你不在当地才不知道的原因。贸然想当然的一下踩进去,很可能发现是个大坑。

而且县城的人还会奇怪“这么明显的大坑咋掉下去的,怕不是瞎啊”,真的是双重打击。

我亲眼见过的,就不限于在县城卖JK,卖手办,卖安德鲁貂,开卡游店,开逃脱密室等等。大多是热闹几天,然后因为没有足够客户,很快就垮了。不过县城一般都有大城市的“平替”,也就是廉价版本的各种东西,奶茶在大城市二三十一杯,县城里八块,只是里边既没有奶也没有茶,都是味精和糖的勾兑,大家依旧乐此不疲。

同时也有一些人,是依靠某些其他方式致富的。

比如搞垄断,有的是垄断某样产出,矿石、农产品、土特产任何一样都可以。曾经看过一个报道,说河北保定一个地方在河道违规卖沙子,一晚上能卖157万。

有的是垄断销售,比如每次打黑都能看到报道,黑恶势力在蔬菜批发市场搞垄断几种蔬菜销售,一个县的规模,每年就能获利上千万。

这种情况,很多时候也是县城作为人情社会的结果,因为人和人的关系紧密,监管就会变松,只要不是有人存心闹大,一般就那样运转下去了。

不过现在很多县城都有一个大问题。就是大城市的吸引力,特别是最近二十年,随着全国城市化率提高。县城的年轻人流出非常多,很多人到了更大城市生活。伴随一个定居大城市的年轻人,县城里可能这一家几代人积累的资金都会被带到大城市。这也是大城市房价大涨的一大基础。

而人是一切的基础,虽说县下面乡镇和村也有人到县城生活。但是这种全国性流动不是平均的,于是一个问题就显得很尖锐:部分县城的空心化。

原本县城设立,基础是古代商品和人的流动慢,每隔一段距离,自然会形成一个中转站。但是随着现在流动速度越来越快,每隔百里左右一个县级政府,很多时候显得不必要。所以这些年来,很多县级行政区划消失了。大多数是靠近大城市的下辖县,因为城市扩张,变县成区;少数是有些人口和辖区太小的县,与大县合并。

在此之外,很多经济发展一般的县城,在最近十几年中,财政上有个大问题。

很多小伙伴可能知道,分税之后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权责不均,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各地的财政。全中国除了几个发达省份,财政收入都比中央的转移支付还要低。

相对的很多县的财政压力就更大了。因为国家的转移支付,到了省里大多都优先发展省会和重点城市,分到县里的资金,一般只够保证政府的日常运转。如果要发展经济,就必须要更多资金。

但是大多数县的资金是不足的,没有资金就无法发展,不发展经济就没有更多的财政收入。这就成了个循环。

于是很多县政府在这些年里,大量地发行了地方债。因为行政级别低,县城发行债券的数量有限,于是县城通过各种投资公司筹款。

这些钱利息比普通的债券高很多,我曾经见过最高年化17%的债券,项目说明是中部一个县城投改造当地设施,如此夸张的利息,后来果然延期了。

整体而言,只有一小部分县城发展了起来,走上了正循环。很多县城花了大量的钱,最后只是把城建搞上去了,自身产业却没有发展。钱花了没有产生效益,最后等于被白白浪费掉了。甚至资金不足,没有完工留下一堆烂尾工程。

但是借的钱要还的,这使很多县的财政非常紧张,甚至全年财政收入连借款利息都不够。这几年因为地方债到期无法偿还,时不时有暴雷的新闻,将来也是个大麻烦。

以前我写过一篇《“鹤岗化”可能是大部分小城市的命运》,对于大部分县城我也是这个判断。

大家应该有种感受,我国的剧烈城市化这两年开始明显减慢了,尤其是疫情之后,可能更多的人重新思考人生和社会,对大城市可能没那么憧憬了,甚至有不少人带着一二线的积蓄回县城待着了,只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。

而大城市高昂的房价,让太多的学历不占优势的小镇青年大概率得回县城去。这样一来一回,今后可能会倾向于稳定,整个社会格局也慢慢定下来。

财富总量上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大,生活质量方面差距却不会太大。

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有感触,小地方跟大城市的生活差距并不大,基本上大城市用啥,他们也用啥,可能差别是你用大品牌,他们使用质量可靠,价格便宜,没有品牌的同质化产品。我回去老家就有个感触,北京有啥,那边就有啥,不过都是低配版本。

不过成熟社会就这样,给每个人一个合适的生态位,既可以去大城市拼一把,也可以去县城里过稳定的生活,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,只要心态调整好,每个人都能过得挺不错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九边 (ID:ertoumu893),作者:九边

版权声明:虚像 发表于 2022年7月8日 am12: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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